中外合作办学能否载起高校教改之重(图)

2012年07月25日  潇湘晨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著名高等学府看好并落户中国，中外合作办学已蔚然成风，这些高校诞生于“体制外”，因而可以轻装上阵，没有了行政化的痼疾，其办学模式也与我国普通高校有所不同。中外合作办学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提供启示？中国教育那些饱受诟病的顽疾会否受到“洋大学”的冲击而产生“鲶鱼效应”？据新华社电

　　正值高招录取之际，随着录取通知书的陆续发放，近700万高中毕业生即将跨入大学校门。一所理想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它是高中生活的延续，还是学生自主求知的圣地？它是等级森严的“衙门”，还是教师自由治学的殿堂？

　　位于苏州、由西安交大与英国利物浦大学合办的西交利物浦大学，给这些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作为全国唯一的理工类中外合作大学，西浦大学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走出了一条“另类”道路。

　　学生 自主学习，换专业门槛不高

　　西浦大学创办于2006年，今年毕业的685人中，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超过80%将赴世界知名大学读研究生，其中20余人收到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录取通知书。

　　在西浦大学的学生和老师眼里，学校是“学习”的场所，学生的“学”比教师的“教”要重要得多。同样一门课，西浦大学的课时比国内一般大学少三分之一以上，学生大一结束时才确定最终的专业方向，换专业门槛不高；学生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向校方申诉。

　　金融数学专业大四学生张丹说，不管是基础课还是专业课，老师都用自己整理的讲义来上课，而且会推荐大量辅导书籍，“每学一门课，我都要阅读大量的相关资料，还要撰写各种英文论文，让自己成为学习的主人。”

　　在每年的开学典礼上，西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总会让新生牢记：获得文凭不重要，4年里学到的知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怎样变成一个成熟的人，变成一个有独立学习能力和决策能力的人。

　　老师 地位很高，不愿当系主任

　　不久前，有媒体报道某高校因校领导过多，引发舆论对高校行政化色彩过浓的担忧。

　　“我们西浦正好相反，老师都不愿意当系主任。哪怕学校给系主任每月三五千元的额外补贴，也没多少人愿意干。”西浦大学副校长杨民助说。

　　担任西浦数理中心主任的刘刚是一位年轻博士，目前还只是讲师。“我是被推上去的，在这里大家都不愿意做管理，因为做管理要占用大量时间。比如组织考试、负责课程安排、制定发展规划等。这些工作都是公开透明的，主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职权，纯粹是为大家服务。”刘刚说。

　　在西浦，教师地位很高，待遇普遍在行政人员之上。“我是中层行政负责人，但我的薪水只相当于最低一级的助教。”西浦大学品牌与市场办公室主任王珊说。

　　“我们对教师也有考核，但是我们不看重数量指标，更看重同行评估。比如，教师想申请成为教授，我们就把他的代表作送给该领域中至少三位世界知名大学的教授评估。他们觉得水平可以，校内的学术评审委员会才会启动评审。”席酉民说。

　　校领导 应酬很少，不干涉学术活动

　　这所大学行政不干涉学术活动，也不决定学术资源的具体分配，学术考核也没有定量化指标。

　　杨民助表示，西浦有一批专职行政人员，但行政与学术是分开的，校领导也不例外。“几乎所有中层行政人员都是从社会上直接招聘的。行政人员是为教授服务的，不是来管教授的，所以他们也没必要是教授。”杨民助说，执行校长席酉民和三位副校长都不讲课。虽然席酉民是著名管理学家，目前还兼着西安交大的教授，但在西浦他的定位是全职校长。

　　“我们校领导是为中层服务的。他们缺什么资源，我们去找；同样，中层是为教师服务的，教师是为学生服务的。”杨民助说，“我手头没有什么预算，应酬也很少。”

　　与普通高校相比，西浦大学最大的特点是“去行政化”“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而是要回归到以学生和学术为本位。让行政为学术服务，让教师能安心教书、做研究。

　　作为中外合作大学的西浦大学，正因为产生于“体制外”，反而可以轻装上阵，没有行政化的痼疾。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殷飞认为，随着中外合作大学日渐增多，中国学生的选择也越来越多，普通高校将面临更严峻的危机，推进高校教改已刻不容缓。

　　数据 截至2010年底，经审批机关依法批准设立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共157个。实施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或境外学士以上学位教育的机构有33个，经审批机关依法批准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1138个，实施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或境外学士以上学位教育的项目484个。

　　目前，西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均已招生数年。此外，美国纽约大学、杜克大学等也在尝试与中国高校合作办学。据新华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