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随着世界联系的日益密切以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所带来的变化，特别是各国政府和教育机构有组织地促成，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取得较为深入的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合作背后有了新的动因刺激，提升院校的国际声誉、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国际化水平、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互鉴往往被认为是合作的新推动力。无论是积极布局，还是被动回应，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已成为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机构必须予以重视的行动策略。

近几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取得长足发展，中国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的教育实践已经融入国际合作和全球参与中。东盟大学联盟、金砖国家大学联盟、环太平洋大学联盟的积极倡导和参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的孔子学院，表明中国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在促进国际合作方面正在做出努力。然而，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全球性问题日渐增加，全球化以及世界范围的反全球化潮流都将对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提出挑战。世界范围的高等教育合作何去何从，成为国家和高等教育机构不得回避的现实问题。

尽管当前西方国家的去全球化浪潮来势汹涌，甚至出现全球化“终结论”和“死亡论”的悲观忧虑，但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反全球化潮流并不会使全球化发生逆转，全球化趋势依然势不可挡。与其说全球化在全面退潮，不如说是新一轮全球化正在兴起。其中，以中国为引领的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类似的观点还有，经济全球化浪潮本身不会消退，只是谁来主导、什么主义（思潮）来主导的问题。也有学者表示出另一种担忧：虽然全球化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逆转，但是受不少发达国家孤立主义、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回潮的影响，全球治理机制很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失效，学者将其称为“全球治理失灵”（globalgovernancefailure）。由于全球性公共产品供应不足，全球正在进入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时代，系统性风险带来的挑战日益凸显，具体表现在各种极端主义思潮在混沌中涌现，恐怖主义威胁日趋严峻。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趁势抬头，全球及地区安全风险显著上升。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网络安全、难民问题等各层次全球治理难题举步维艰。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乱象，有学者指出，当前的全球社会政治乱象“只是更大动荡的开始”。在全球化潮流中，如何顺势而为，乱中谋治成为人类最紧迫的任务。

在此背景下，2011年9月6日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次提出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并发展不同国家的共同利益。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合作共赢”理念。此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频繁出现在中国外交的话语体系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场合推介“合作”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六次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了进一步深入阐释，并将坚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中。

（一）现实呼唤：内外部条件的机缘汇聚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对全球化的现实关照。从外部条件看，全球化使得各国相互联系日益加深，正如吉登斯指出，全球化是一种我们面临的生活时空转变的现实，“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做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世界在相互依存和互联互通的同时也带来了全球问题普遍化。随着全球不确定性日益加剧，诸如恐怖威胁、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全球贫困等全球问题，超越了单个或少数国家能够解决的范围。倘若各国仍然用传统思维聚焦于国内事务的应对，局限于利用对抗和竞争视角解决全球问题，纠结于本国利益的患得患失，那么将有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堆积发酵。如果各国能够超越并跳出传统的利益观和消极合作观，彼此间形成理念共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通力合作，许多全球性问题将迎刃而解。全球化对传统国家观念和行动提出挑战，当今世界迫切需要率先垂范的新兴力量，面对诸多全球性问题有意愿也有能力引领世界打破观念屏障，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新秩序。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西方一些国家担心中国会不惜以战争等手段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在全球范围散布中国对其霸权地位的挑战。为了回应外部世界的“中国威胁论”，减少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崛起的忧虑，中国逐渐调整自身国家身份以缓解世界对中国的过激反应，负责任大国日益成为中国国家身份构建的新取向。中国主动与其他国家建立和平共处与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特别是以开放友善的态度妥善处理与自己有利害冲突的国家和地区间的关系。以讲合作、谋发展、促进步为行动理念，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世界消除贫困、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中国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全球公共产品的积极供给者。中国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此外，中国一直在孜孜不倦探索求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令世人为之震撼的中国奇迹，为其他国家解决现代化治理难题提供可借鉴的思路。中国在国际舞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在全球化问题的解决上有了更多的支持者和追随者。

种种外部和内部条件与机缘汇聚一起，使得求解全球化难题、推动世界共同发展的责任落到中国肩上，如此万众瞩目的时代责任对于中国而言实属重大历史机遇。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与日本著名哲学家池田大作的对话中就曾说：“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二）逻辑理路：共同利益的价值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中阐释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四大内涵：其一，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其二，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其三，摒弃冷战思维，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其四，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系包含多个方面的逻辑起点。

第一是“和而不同”观。和平和发展一直是中国追求的价值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体现的文化观就是确立世界不同文化间和合共生、和谐共存的秩序，强调各种文化之间相互尊重和学习的原则。“和而不同”观还蕴含着无论大国与小国，无论“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间的平等性，任何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不能够凌驾于其他国家或文化之上。

第二是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观。中国以开阔的思维和具有前瞻性的胸怀审视全球化时代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将国家的视角延展至全人类的视角，倡导真正的全人类价值，将公共性和利他性扩展到全球而不再局限于一国，直接关涉整个人类社会根本性的、长远的利益。

第三是互利共赢的合作观。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国际社会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空前加强，人类共同体面临变化多端的全球性问题，加强合作成为各国应有的选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以往的零和博弈、你赢我输、单打独斗或是搞单边主义的传统思维，已迫切需要由互利共赢的新理念所取代。

除此之外，公平与正义观、可持续发展观、全球治理观也都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基本的价值观基础。以上价值观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实践的逻辑起点，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秩序的规范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从维护全人类利益的高度出发，通过和平发展、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帮互助、共商共建共享的价值共识，最终实现合作共赢。

（三）秩序变革：新型世界秩序观的范式构建

全球正在进入高度不确定性、复杂性和脆弱性并存的“风险社会”时代。西方经济形势整体低迷，新兴国家力量整体上升，非国家行为体权力日益扩大，全球性问题集中爆发，从不同侧面冲击着既存的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秩序。再加上文明间冲突此起彼伏，无一不在呼唤新的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出现。

纵观整个近代国际关系史，人类社会先后历经几个国际秩序。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是1648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个秩序形成的平等和主权的基本原则使得欧洲各国处于“均势”中。随着19世纪初拿破仑“法兰西第一帝国”之崛起，拿破仑的霸权模式取代欧洲“均势”，其后反法联盟在打败拿破仑后，建立了维也纳体系，形成一种新的欧洲“均势”体系。直至“一战”爆发后，作为帝国主义之间分赃的产物，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宣告形成。“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则实质是美、苏之间争霸格局。20世界90年代苏联解体后，世界形成美国欲独占世界的霸权态势。国际秩序不断在“均势”与“霸权”间反复交替，面对日益严峻的诸如恐怖主义、环境危机等全球性问题，如何站在21世纪展望人类前景方向，如何跳出循环怪圈，成为当下亟须突破的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国际秩序面临严重危机时刻，中国为避免国家间冲突和全球性问题贡献给世界的一种解决范式。“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是在借鉴古代“天下”观的基础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实践中，超越霸权的“帝国”和均势的“国族”建构，开辟出的一种新型世界秩序观。这种秩序观超越国家、民族和宗教间的隔阂，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对大国争夺“霸权”的思维，代之以推动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价值导向。这表明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将从竞争对抗转向合作共赢，从聚焦自身利益转向对共同利益的寻求，从封闭狭隘转向开放包容，意味着将从过去强调“国家间合作”的国际秩序观转向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秩序观。这种新型世界秩序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对世界发展变化的深刻理解，是对以往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原则的根本性的范式变革，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更契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利益诉求。“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特色的新型世界秩序观，推动着世界体系向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方向迈进，从“亚投行”的设立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表明这种新型秩序观并非是一个缥缈的愿景，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践行。

在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需要重新考虑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方式和形态，高等教育国际合作需要先进价值与理念的引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高等教育合作具有规范和引领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基于世界的历史经验和时代发展的新趋势提出的新型国际关系原则，其蕴含的价值观念对于审视和促进当前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为未来世界范围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信祝贺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启动中指出：“今天的世界是各国共同组成的命运共同体”，“教育应该顺此大势，通过更加密切的互动、交流，促进对人类各种知识和文化的认知，对各民族现实奋斗和未来愿景的体认，以促进各国学生增强相互了解，树立世界眼光，激发创新灵感，确立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的远大志向”。我们要用更宽广的视野认识和把握命运共同体引领高等教育国际合作这一命题的丰富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和发展机遇，同时规划了各国推动合作的未来图景和现实路径。

（一）超越以“民族国家利益”界定国际合作目标

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高等教育跳出狭隘的组织、民族和国家的角度，超越民族国家的思维局限，追求人类共同体利益，为增进全人类福祉作出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根本上说，涉及人和人、组织和组织、国家与国家的相互关系，是构建“我们”的概念，是超越“我”或者“我你他”此般从个人利益出发，将对方视为对立面的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注的问题是超越了民族国家狭隘利益范围的全球事务，任何个人和团体在这个更为广阔的世界里都共享一定的利益和关切。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的是人类共同的信仰和关切，努力促进国际社会共享价值观。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要消解国家的概念，它要求民族国家不仅对自身国家忠诚，也要服务于更大的人类共同体的利益。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必须超越自我利益的实现，本身是对过去人与人、组织和组织，以及国家与国家相互关系的超越和升华。

更何况，进入“全球风险社会”，在世界的不稳定不确定性积累到很高程度的情况下，理性地计算利益和谋划行动开始呈现出效用失灵状况，完全从自我利益出发的行动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一旦命运共同体利益受到了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本身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人类社会进入需要信任和合作的历史新阶段，曾经在历史上形成的竞争和对抗的惯性仍然在支配着人与人、组织与组织、国与国之间的行为，严重阻碍了信任和合作的形成。只有当人类实现对自我利益的超越，转变惯性观念，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建立起合作的共同体，单一个体或者民族国家在应对危机事件的问题上束手无策的状况才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不再是以传统意义上成功或者失败的博弈作为出发点，相反，应该以关注各个组织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并且吸收各自优点作为交流的基础。参与教育合作的国家和院校应该承认他人的利益与自我的利益一样重要，以他人的存在和全人类共同利益为前提去思考问题和做出行为选择，反对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发展自己。这样的合作形态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形态，是对曾经主导世界的斗争和竞争社会中交往形态的超越。

（二）保障平等地位和自主性，承认和尊重差异

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国家和组织行为体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平等和自主性是合作的首要前提，只有承认共同体成员地位平等，保障各自自主性拥有，才能促使合作行为的发生。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将不同民族的文化同质化的过程，它不仅不会排斥差异，反而会包容和尊重差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多样性的民族国家构成并拥有差异性的文化，在成员异质性的共同体中追求同质性本身就是一种哲学谵妄，在实践中往往成为支持或从属于霸权或者倡导国际等级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因而在人类共同体中，差异是合作的动力而非合作的阻力。

长期以来，特别是殖民地时期和冷战时期，西方国家总是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政治制度的同质化作为前提和目标主导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他们始终认为同质化才是互信的保障，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制度的差异性往往排斥在国际合作之外。另一个在国际高等教育体系中不难发现的现象是，不少半外围国家尚没有明确的战略去实现高等教育的飞跃，于是许多大学视世界上某些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模式为唯一性的形态，把“拷贝”和“拿来”世界上其他大学的建设模式作为能在今天充满竞争的世界中获取成功的“万能药”，更是寄希望于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拿来拼凑”所谓世界上认可的统一模式，却完全忽视了高等教育发展本身具有的文化和社会性土壤。

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下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并不是把所有民族国家的本土知识和文化置于一个统一的世界标准之下，它所倡导的是一个差异互补的、多元化的、不腐蚀本土或地域性文化的自我认同的国际合作。国家和组织间的自主性是合作的前提，尊重差异是合作的基础。当然，只有那些符合人类共生、共存、共在和共赢目标的差异才是应当予以承认的。至于那些不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差异，则应予以拒绝。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合作的国家或者组织不是征服对方，以一种文化控制另一种文化，也不是简单的盲从或者依附，却对本土的教育妄自菲薄，而是应该建立在平等独立和相互尊重差异的基础上，积极学习互鉴，实现资源共享。

（三）消解国际合作中的“中心—边缘”结构

在对历史的审视中不难发现，人类社会由于发展不平衡而被塑造出一种“中心—边缘”结构。中心地带的国家希望边缘地带国家对其依附和顺从，随着这个中心地带向外部延展，便是一层层边缘国家和地区的存在，边缘地带国家和地区不得已地听命于中心地带国家，接受其所做出的控制和支配安排。近代以来由于各国发展水平的不平衡，高等教育国际化一定程度上也被便织到一个“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中。较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处于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中心位置，而后发展国家则被置于边缘地位，因而形成了一个中心国家主导、控制边缘国家的世界高等教育格局。

在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中，一些后发国家在高等教育体系建设中，过度依赖中心地带国家的规范和标准，似乎不得不求助于发达国家的重点大学并与之开展合作为他们的学术行为提供合法性，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依赖格局”甚至是一种“再殖民化”进程。世界很多地区依然受盎格鲁—撒克逊标准或其意识形态的影响，遵循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所主导的学术实践。这些实践由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主导，不仅创造了新的“依赖文化”，更加强了一些国家主导的“霸权”，尤其是关系到大学排名、引文索引、重要学术研究的时候。针对政策复制的弊端，不少研究者都主张在国际交流和合作中，合作的国家应该意识到政策学习和政策复制是不同的。如果不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就复制合作方的这些实践，很可能会遇到问题。因此，当我们试图促使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时候应该认真考虑以下问题：虽然欧洲和美国的学术界被视为比其他地区“先进”，但这些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学者必须反思西方世界提出的所谓“最佳实践”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可以与非西方世界的教育系统结合。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高等教育国际合作，要确保真正的多边和多元文化合作，确保每个合作主体都能够真正参与到创造本国知识能力的进程中来。关键在于要触动“中心—边缘”结构本身，重建起来的世界高等教育体系要造就的是一个“平”的世界，要消除中心地带国家和地区对边缘地带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的主导和控制，进而把全世界都纳入一个合作体系中来。这是因为，“中心—边缘”结构本身即是合作的障碍。在“中心—边缘”结构中，人与人、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之间具有的是一种不对等的支配与依附的关系。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中，处于中心地带的行为体不可能就相关事务与处于边缘地带的行为体进行平等协商。只有使“中心—边缘”结构真正得以消解，不同行为体之间才有可能进行平等讨论和协商，寻求解决问题的合作方案。

如今，在所有的社会组织机构中，能胜任人类远大目标的指导任务和人类未来利益的管理任务的，似乎以大学最为适宜。大学应该在原有的双边或多边基础之上能超越性地在更高水平层面上推动大学发展。超越大学边界，拆掉物理上存在的围墙，切割合作前沿，不断拓展合作的边疆。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在构建世界新秩序中承担着应有的责任与担当，在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上能够发挥重要作用。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从维护全人类利益的高度出发，构建跨国学术共同体、世界青年共同体和社会责任共同体。其中，学术共同体强调知识特性，是基石；青年共同体强调国际理解，是保障；责任共同体强调实践担当，是引领。

（一）构筑跨国学术共同体

纵观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人类社会所取得的重要进步，无一不需要先进思想的推动作用。其中，大学和学术共同体作为“思想的源泉”和“民族文化的载体”，对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加州大学前校长克拉克·克尔曾用三个“无与伦比”评价大学的作用：“它在维护、传播和研究永恒真理方面的作用无与伦比；它在探索新知识方面的能力无与伦比；纵观整个高等院校史，它在服务先进文明社会的众多领域方面所作的贡献无与伦比。”

大学以探究高深知识为己任，通过对知识的生产、传承、传播、应用和创新，践行其学术使命。当迈克尔·吉本斯提出当代社会知识的生产模式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正在从模式1向模式2转变时，跨学科性和以解决问题为宗旨随即成为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的重要特征。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也为大学科学研究模式提出了新要求。按照库恩的范式理论，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专业交流往往具有封闭性，“一个范式支配的首先是一群研究者而不是一个学科领域。任何对于范式指导下的研究或动摇了范式的研究所做的研究，都必须从确定从事这种研究的团体入手”。为更好地开展跨学科研究，大学需要创设互动开放的学科平台，促进不同学术共同体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形成共同认知参照框架。大学需要通过整合组织内部与外部环境，拆除大学校园的围墙，设立不同国家行为体之间包括知识创新、知识共享和知识整合等多维互动过程的合作性“知识联盟”，实现知识要素在全球高等教育机构中的生产、共享和转换。保持开放系统，构筑广阔的、多样化的国际文化交流网络平台，促进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的交流与对话。通过不断的沟通与交流，推动各国参与主体之间知识、信息和技术等资源的共享，保持知识创新渠道的畅通。

（二）构筑世界青年共同体

在全球化与多样性相遇交汇的时代，大学不仅受到全球多样性的影响，也承担着为未来培养人才的特殊责任，大学对未来的人的培养无疑是一个核心问题。全球化背景下因种族、宗教、文化、价值观等问题引起的冲突此起彼伏，误解与对抗时有发生。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民族、宗教交互在一起，人们能否与那些与自我背景不同的人共同工作和相处，成为大学在人才培养中不得不面临的现实问题。学者达里尔·史密斯在《多样性对高等教育的承诺：促进成功》一书中指出：“犹如对社会而言，多样性对高等教育不仅是挑战，也是它的未来。大学的基本目的是培养今天和未来的公民以迎接他们所处时代最有意义的挑战，大学在培养拥抱全球多样性的下一代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青年人最富有朝气，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教育能够创造未来，其中大学是培养人类命运共同体青年人才的重要“大本营”，是培养在命运共同体新秩序中全球领导者的重要阵地。大学需要加强青年学生的国际理解教育，帮助学生理性认识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引导学生关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和挑战，提升学生的开放、平等、尊重和包容的国际视野，从而养成国际使命感和责任感，致力于为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为期六天的世界青年论坛于2017年11月在埃及开幕，旨在“为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架起沟通的桥梁”，通过促进青年人之间的沟通，消除分歧与误解，促进世界发展。大学需要积极为青年人搭建此类交流平台，此外应通过互派交流、联合培养等方式，促进不同国家青年人的对话，提升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在交流中增进青年人的国际理解、国际认同。在遭遇不同文化间的不可理解性时，在承认理解的有限性基础上探索合作、共生模式。但是，也要防止走向极端，避免将包容和尊重差异转变为不分善恶是非的理解和认同，避免将错误和极端主义思潮以国际理解的口号予以尊重。

（三）构筑社会责任共同体

当50年前赫钦斯提出大学应当是“一座灯塔”而不是“一面镜子”时，曾经遭到不少非议。时至今日，人们已经达成共识，大学不应成为由高墙围堵起来的与世隔绝的真空机构，应该走出“象牙塔”，主动适应社会的需要，肩负起为人类进步导航和引导社会发展的重任。哈德罗·珀金因此将大学视为人类社会的“动力站”。那么，大学在当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导向的世界秩序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发挥这样的作用，均牵扯到大学在当今世界中扮演的角色和身份定位。大学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在追寻本身的人才培养和知识生产需求之外，还需要更多地关注自己的责任需求，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社会、国家和全球事务，通过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大学首先应该保持强烈的国家和社会责任担当，加强对国家和社会的关注，积极为本国社会发展服务，自觉履行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负责的使命。其次，承担必要的国际责任并作出相应的世界贡献也是全球化进程中大学责任的应有之义，如此身份认知既是全球化对大学的客观需求和期待，也是大学对自身发展的创造性认知，更是未来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秩序的重要变量。如何实现这一国际身份转变，大学应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融合性的角色。创设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在面对恐怖主义、全球环境污染、全球金融风险、难民危机、老龄化等全球性问题时，协同开展前沿性和对策性研究，并以汇聚共同利益和人类福祉为基础拓展协同合作空间，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影响世界社会经济变化的政策制定提供方案。事实上，许多高等教育机构正在积极探索社会责任担当模式，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台湾大学、澳门大学在内的八所大学及机构，于2016年成立的防灾减灾暨永续发展大学联盟，清华大学与英国剑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围绕“发展低碳能源、应对气候变化”与2012年成立的清华大学—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低碳能源大学联盟，以及清华大学即将推动成立的世界一流大学气候变化联盟就是典型的实践探索。

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支柱。构筑跨国学术共同体、国际青年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一方面，要不断培育合作的理念共识。共同体是由那些就一些基本价值达成共识的成员组成的集合，由这些基本的法则和价值共识协调成员间的互动行为。人们往往基于一定的共识才乐于在共同体中生活，国际社会更是如此，没有达成共识，共同体的发展无法可持续进行下去。在世界多元化发展进程中，各国的高等教育机构越来越需要价值共识促成共同行动。那么，学术共同体、青年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共识是什么呢？宏观上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发展、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帮互助、共商共建共享的价值共识保持一致。具体而言，即拆掉大学的围墙，超越民族国家的思维局限，从维护全人类利益的高度出发，通过知识创新、分享和转移，通过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和交流，携手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为形成公平正义的世界秩序作贡献。这些共同的价值共识，是不同国家、地区高等教育机构的共同利益，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秩序的基础。

另一方面，要加强互动机制的建构。互动是不同行为体合作的前提。构筑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三大共同体，需要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顶层设计上通盘考虑总体布局和统筹制定战略规划。已有的国际合作互动机制对改善和稳固双边或多边关系起到重要作用，但还需要不断探索新机制，强化三大共同体建设。

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正处在“提质增效”的加快发展阶段。《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2015年颁布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作为我国第一份指导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明确指出“促进教育领域合作共赢，建立和完善双边多边教育部长会议机制，增进次区域教育合作交流，推动大学联盟建设，深入推进友好城市、友好学校教育深度合作，深化双边多边教育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演讲时曾经指出，“以教育为支点所撬动的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的必由之路。”在世界反全球动向萌芽和复苏的民族主义兴起之时，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不应该停滞，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之下，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应该成为积极促进相互理解、增进和平共处的重要途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在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大有可为。